为什么是秦国?——战国之结局带来的组织变革和人力资源洞察(完结篇)

 

前三部分逐一介绍了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各自由于不同的原因,逐步走向灭亡。最后一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秦国崛起并成功的过程和原因。

秦国篇

在秦穆公和百里奚的带领下,秦国曾在春秋时期风光过。但此后的很长时期内,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被视为西部的蛮夷。在秦孝公接盘的时候,大片河西之地尽入魏国版图,秦国几乎要到了亡国的地步。但秦孝公坚定地以恢复穆公霸业为己任,他的励精图治加上一点点国运,带领秦国开始进入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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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求贤令”的颁布,商鞅也来到秦国旧都栎阳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一个求贤士,一个求明君,经过一番周折,两人终于有机会见面畅谈数日,对齐了治国的思路,达成了战略共识。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的号角吹响了。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较弱,加之秦孝公毫无保留的支持(几乎到了“脑残粉”的程度),变法逐步走上了轨道。此间,秦国迁都咸阳,开始为后世灿烂的“长安城”打造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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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在于耕战。秦国地广人稀,大片土地未被开垦。商鞅首先进行人口登记,确保家家户户有土地。平时,国家鼓励人民进行耕种;战时,国家招募男丁上战场立功。在打破阶级制度的前提下,人民只有通过耕种土地和打仗立功才有上升通道。在这样的机制运行下,整个秦国被打造成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秦人对商鞅又爱又恨又怕,在战国多个变法家中,商鞅以心肠硬、手段狠著称,这种铁腕的执行风格,有助于变法在弱肉强食的大争之世得以落地,但也为自己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孝公病逝后,商鞅死于车裂之刑。不同于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商鞅虽死,他所建立的法治和国家治理机制被后代君王完整而坚定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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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赢驷继位后,商鞅打造的这台战争机器迎来了第一个胜任的驾驭者。他在位期间,北定义渠,西平巴蜀,南征商於,充分发挥了这台战争机器的威力,扩大了秦国的版图,尤其是得到了巴蜀,为后代秦王打下了粮仓。秦武王的短暂执政止于“举鼎而亡”,但却给了赢稷(秦昭襄王)一个机会。当时在燕国为质的赢稷,在舅舅魏冉和母亲芈八子(宣太后,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太后”称谓)的运作下,顺利返秦登基。但也因此,赢稷执政生涯的前半程始终在此两人的阴影下,直到范雎从魏国逃到秦国,帮助赢稷重振中央集权,遏制贵族势力抬头的趋势。在他的帮助下,魏冉被驱逐出咸阳,宣太后深居后宫,不问政事,秦国重回轨道。秦昭襄王在位期间,秦国的战争机器被“战神”白起发挥到极致,战国期间总共战死200多万人,死在白起手上的就有约100万(详见赵国篇、楚国篇和韩国篇)。秦昭襄王在位56年,基本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格局。接力棒最终交到嬴政手上,他年幼继位,先后摆脱了嫪毐和吕不韦的威胁,在李斯和王翦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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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秦国,由弱变强,横扫六国,最终实现大一统?小编总结出六方面原因:

1.战略

穆公之后的历代秦君都励志强秦,如果说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尚未想到秦国能统一天下,但至少也是要在大争之世称霸一方。这种战略共识和战略定力被几代秦君延续下来。在“方向大致正确”的情况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达成目标。

2.组织

经过深彻的变法,原有的治理方式、权力分配、管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阻碍战略目标实现的贵族势力被牢牢摁住,除了变法初期和秦宣太后掌权期间的短暂摇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郡县制的组织形式基本没有走样,确保秦国的战争机器持续运转。

3.人才

开放包容、英雄不问出处的人才策略,使秦国的人才密度甚至要超过中原地区。无论是从普通员工成长起来的司马错、白起、王翦,还是从外部市场引进的商鞅、张仪、范雎、李斯,最终都做到了人尽其才,持续为秦国功业贡献力量。此外,更难能可贵的是自秦孝公开始的几代核心管理层在价值观、管理理念、能力组合等方面的默契和匹配,每一个时期的人才标准都符合当时的业务需求。起步阶段,百废待兴,贵族势力虎视眈眈,秦孝公需要“狠角色”商鞅的铁血和强硬;胶着阶段,变法成果尚未充分显现,秦国打不起,也不想打,秦惠文王需要“势利之徒”张仪的外交能力,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保住函谷关,趁机拿下义渠、巴蜀、商於,建立基本盘;决胜阶段,内有太后势力干政,外有六国抱团抵抗,秦昭襄王需要“睚眦必报”的范雎唱黑脸,先恢复中央集权,再以远交近攻+攻人之策消耗六国有生力量;冲刺阶段,秦始皇需要深谙治国思想的李斯构思统一六国的路线图乃至统一后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方案。这几代领导团队的搭配组合堪称完美,确保每个阶段的业务目标达成。

4.激励

商鞅开始,秦国始终坚持将耕战作为基本国策,将农耕和军功作为普通人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主要渠道在这种简单直接、举国一致的激励机制下,整个秦国的生产力和斗志都被激活,“虎狼之国”就此产生。但客观来讲,这种激励策略更像是一种“打鸡血”的做法,也让秦国社会付出代价,文化、娱乐、商业都很难繁荣起来,整个国家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准备打仗。这种近乎于极限操作的激励策略,在大争之世确实帮助秦国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但统一天下后,六国贵族和百姓未必能buy in。秦二世而亡倒是早有预兆,毕竟“守天下”不同于“夺天下”。

5.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秦人吃苦献身的奋斗精神在秦国从变革、崛起到一统天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低谷时期,五十万之众前赴后继,败于吴起的五万魏武卒之下,秦人没有放弃。西征巴蜀,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行军作战,风雨无阻。长平之战,秦赵两军长时间消耗,虽说赵国粮草不济,远征作战的秦军也没好到哪里去,这种宁死不撤的气势,也带给敌军不小的士气打击。大争之世,正需要奋斗精神。企业文化与市场环境的契合度越高,越能帮助组织打好“战略必赢”。

6.运气

最后,也确实有天(yùn)命(qi)的成分。从秦孝公到秦始皇,7代秦王,基本没有出现过昏君,即使有几个能力平庸的秦王,在位时间又短得可怜。虽然有后宫干政,但还不至于乱政或政变。因此,上一代君王努力的成果基本可以完好地传递到下一代,几乎没有中断和倒退,这简直是小概率事件。秦国这一百多年间的接力赛,成为六国的噩梦,最终也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大一统。

后记

 

小编本也有疑惑,既然秦国这么厉害,为什么却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虽然有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贡献,但为何后人说起始皇帝,总先想到“暴虐”

回顾秦王朝一统天下后的短暂历史,不难发现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第一,文化冲突

秦统一六国时,源自齐鲁的儒家文化已经在东方六国传播并盛行,这种强调三纲五常和人伦感情的思想同秦国一直坚持的法家思想有不少针锋相对之处。在六国的文人心目中,大多并未真正接受秦国的统治,甚至认为秦国的统治带来的只有暴政而非仁政。这种冲突,最终以“焚书坑儒”悲剧收场。

第二,利益冲突

秦始皇将秦国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天下,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机制从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然后,在李斯的帮助下建立起“三公九卿”的官僚机制,确保王权和政令层层传递。这两套机制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两千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但在当时,可谓是惊天动地,颠覆了六国贵族的地位,以至于项羽(楚国贵族后代)怀着国仇家恨杀入咸阳城时,非要毁城不可(小编:据说大火烧了三个月,人家刘邦先入得咸阳城,可是秋毫无犯,还“约法三章”)。

第三,民生危机

秦统一天下后,持续进行了几个超越时代的大型基建项目,如:长城、秦始皇陵、阿房宫。前前后后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参与了劳役,可谓民不聊生。否则,陈胜、吴广起义最初的900人何以一呼百应?

综上,读书人、贵族、老百姓,都给得罪了,再遇上个秦二世+赵高的“拉胯”组合,恐怕商鞅在世也是无能为力了。

平心而论,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如此大疆域和人口的帝王,在管理上很难找到经验可以借鉴,这活儿确实不好干。这段短暂的统一,却成为汉王朝的经验教训。汉初对于贵族势力的妥协,对于北方匈奴的隐忍,乃至此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想必是老刘家对于秦朝兴衰的敬畏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沈剑文加入美世已10年。在此之前,他在企业中担任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美世期间,沈剑文领导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咨询项目,如岗位价值评估、薪酬设计、销售激励、福利对标、能力模型、人才测评、绩效管理、定岗定编、组织优化、职业通道设计等。同时,他是2015和2017年度美世“最佳讲师”

沈剑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并取得复旦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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